[size=4] 叫几位亲切的同学好友时，我不喜连名带姓。“伟东”是我对同学韩伟东的称呼，同样称呼的还有“晓军”、“力晓”、“朝华”等不多的几个，伟东一直是以“传伟”来呼我的，听来确实亲切。
伟东人极憨厚，相处中很觉亲切，经过几年的艰苦军校，感觉到如同亲兄弟一般。提到他，无法不提军校——那个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、也为我们每一个同学加深了友谊的地方。
在军校时，伟东与我不在一个班，我们却被调剂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共同遭受着军校内无休止的“油炒包心菜”和“炒四季豆”的煎熬，共同遭受着高强度体能训练和军事课目训练的煎熬，共同遭受着累得筋疲力尽却喝不到开水的煎熬，共同遭受着冰天雪地里还要洗冷水澡的煎熬… …。
对他印象最深的，是训练场上穿着那永远干不了的训练服的样子：一张因强化训练而晒得黑黑的、因缺油少水的军校生活而被折腾得颧骨突出的方脸，衣袖的衬部的破洞是四百米障碍和PF前进留下的纪念，他突起的锁骨上也留下了全副武装十公里越野的伤痕，肿起的胳膊不是擒敌摔打就是射击训练的功劳……往事不勘回首！
能挺下来军校的苦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，也是我们的悲哀——对于强摧残却只能无力地忍耐着，毫无反抗能力。于今天看，那种日子有些不人道、不科学、不合法，但合“向训练要战斗力”的理，它让我们磨练得棒棒的，很少能再言苦。
共同的境况成就了我们不一般的同学友情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伟东来自富庶的萧山——那个数得着的富裕之地，家庭条件好好的。记得我们相约一起环南湖长跑时，他说起老家的事来眼睛里总带着几分的自豪。穷人干革命是为了翻身、为了争得另一片蓝天，富人干革命则可贵得很，至少是觉悟要高得多。
部队在金华时，偶尔来嘉兴总找伟东与晓军两个同学谋地方安身。晓军在招待所，房间多却也总爱挤在一个“经理值班室”内边聊边歇，他常说“我管房，DKN管财物，你就管管笔头，三个同学倒也遐（惬）意。”听这话时，我却只认可伟东管得好，因为他是个认真而本份的人。
找伟东借宿时，他在一楼的院子里的小房间非常整洁，被子折得有棱有角，吸引人的是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我也喜爱的文学书。两个人聊得热乎时，那边厢，晓军却大叫着“名牌衣服丢了”，懊恼极了。
但同学一聚时总是快乐的事儿多。夜里，三个人实在无聊，晓军就张罗着弄来一只三节手电筒去水池里抓鱼，还真的抓了几条红鲤鱼。桥头堡是我们曾光顾的地方，店子不大生意却也不错，菜的味道极佳，尤其是那道炒螺丝味道好得很。三个人对着饮时，我却悄然把这情景铭刻在了记忆深处——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一定是嫩绿的光棍岁月啊！
晓军去了杭州，我和伟东以及另外一个同学吕品按步就搬地装着军装。吕品转业后，这个单位就只有伟东和我还在穿军装了，并且两个人直熬到“少了校、正了营”。再往上，就是竞争激烈的“入团之战”了，对于我们这样老实本份、过于厚道，又不愿意跑官要官的人来说，还是激流勇退的好。于是，我们俩都想到了脱军装。
在提了副营、妻子随军后，我转业了几次都没有转成，一次是机要室没有人接班，一次是培养和带教新参谋，还有一次是“刚提了正营想走没门”，没成想我与伟东同时表达了转业的念头后，虽经坎坷与提心吊胆倒也转成了业。
转业后我们已经上班几个月了，伟东却还在外出学习，极长的一段时间，好在他的岳父母能帮他照顾着家里的事务。为其不平的同时，我常常给他发短信，为他枯燥的远程学习解愁。只是，为他的学成归来接风洗尘终未成行。因为，从06年转业后，两年时间了我们的工资还没有被套改好，身负40余万的房贷，谁还能有心情拿着区区预发工资和老婆的养家钱去应筹呢？
——穷人无交际。
只是，心里能彼此记挂着才是最真实的。
但离开了部队后，“豆荚儿开了，豆豆儿散了”。为了生计而繁忙，偶尔彼此想起，通通电话，嘴里唠着、像是快乐着，心里却无限地凄凉。
但，伟东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，他们能够幸福地相伴着生活，于我这个老同学终是欣慰至极的事了——就像听说老吕生了儿子一样，高兴地没法子说。
同在异乡，饱经磨难的同学就是亲人。[/siz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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